，仿佛只是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
会议间隙，他起身走到窗边透气，看似无意地用座机拨通了信访办的内部号码，声音平和：
“喂，信访办吗？我市委办秘书三科，领导需要核对一下去年三月份几份涉矿信访材料的最终归档编号，系统记录有点模糊，麻烦找一下当时经手的杨志刚科长问问情况。”
这个电话打得自然无比，像是常规的档案核查工作。
电话转接后，杨志刚的声音传来，带着谨慎：“你好，哪位？具体是哪天的材料？”
李毅飞重复了问题，加重了“三月份”和“归档编号”的语气：“大概是中旬，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事由好像跟隆盛那边的补偿纠纷有关。”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杨志刚的声音传来：“哦，那个时间段的材料不少，需要查一下底档才能确定编号。
查到了我再回复您？”
“行，麻烦了。”李毅飞挂了电话。这个简短的对话，完成了对杨志刚的再次试探和信号传递，也测试了王卓等人的反应。
他注意到，在他打电话时，王卓虽然仍在与人交谈，但耳廓似乎微微动了一下。
几天后中午，李毅飞刻意错过了食堂用餐高峰，才端着餐盘走进去。
喧闹的大厅已安静不少，他一眼就看到了独自坐在角落的杨志刚。
李毅飞很自然地走过去，在对面的空位坐下。
“杨科长，才吃？”
杨志刚抬头，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恢复平静：“李书记，您也这么晚。”
食堂里人声渐稀，但仍有足够的背景音掩护。
李毅飞一边吃饭，一边像是闲聊般低声道：“最近看些旧材料，有些历史脉络理不清，还得请教你们这些老同志。”
杨志刚头也没抬，声音压得更低：“领导客气。
陈年旧账，纸张脆，灰也大，翻起来费劲，还容易迷眼。”
李毅飞夹起一筷子菜，声音几不可闻：“灰大不怕，就怕关键处的字迹模糊了，影响判断。
比如去年春天，好像有几页纸，墨迹洇得特别厉害。”
杨志刚握着筷子的手几不可查地一顿。他极快地扫了一眼四周，然后用筷子尖，在剩下的几粒米饭上，极其迅速地划了一个小小的“7”，随即用筷子将饭粒彻底搅散抹平。
“春天气候潮，档案容易霉，特别是高处存放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