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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
北平，又一场会议召开，会议室内窗棂隔绝了深秋的寒意，却隔不断室内弥漫的、几乎令人窒息的凝重。
巨大的朝鲜半岛地图高悬，仁川那个刺目的红圈像一块永不愈合的伤疤。
沙盘上，代表美韩联军的蓝色箭头正以令人心悸的速度向北噬咬，尖端已抵近平壤。
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每一份都带着前线的硝烟与败退的苦涩。
空气中混杂着烟草的辛辣、浓茶的苦涩和一种大战将至、关乎国运的沉甸甸压力。
关于出兵朝鲜的争论，已持续数日，此刻达到了白热化。
支持者引经据典，包括那份已被高层熟知的、来自华北局的“霸权资本本质论”分析，力陈唇亡齿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必要性；
反对者则反复强调悬殊的国力差距、苏联支援的渺茫和难以承受的战争代价。
每一句话都重若千钧，敲击着共和国脆弱的神经。
陈朝阳并非决策层核心成员。
他作为昌平战略项目的负责人和那份“惊世预言”的报告者，被罗重文力荐，列席了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会议。
他坐在靠后的位置，沉默地听着，目光锐利如鹰隼，捕捉着每一个论点背后的逻辑与情绪。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在那位他的老首长身上，凝聚着最为沉重也最为坚定的反对力量。
会议暂时休憩，与会者三三两两低声交谈或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