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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们就是被打疼了，打怕了。
觉得再打下去占不到便宜，所以才不得不坐下来谈。
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抓住机会，展现和平的诚意，争取早日结束战争，让战士们回家，让国家休养生息。
如果把敌人的一切举动都看做是欺诈，是不是有点太绝对了？”
现在，敌人内部出现了厌战情绪，国际上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这是客观事实。
这是我们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圈，争取战略主动的历史性机遇。”
他拿起报告，用力地抖了抖：
“陈朝阳同志，坐在学院的办公室里，凭着一些历史案例和战场推演，
就敢如此武断地给一场刚刚开始、具有世界影响的和平谈判定性为‘政治欺诈’？
这是主观主义，这是妄图以前线局部指挥员的视角，来绑架北平的全局战略决策。”
他的批判异常严厉，直接上升到了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
“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他沉痛地说，“就会在国际上孤立自己，被敌人污蔑为‘好战分子’，失去所有同情我们的朋友和中间力量。
在军内，也会造成思想混乱，让同志们以为北平渴望和平的方针是错的，是要上当受骗的。
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误判，更是政治上的短视和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