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筋都微微凸起。
他刚从省水利学校毕业不久，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精准的水力学公式，无法容忍任何可能影响工程效果的误差。
他对面，年纪稍长、戴着厚重眼镜的徐绍文技术员扶了扶镜框，脸色同样涨得通红，指着另一组数据据理力争：
“清新同志，你测的那条线更危险。
照你那陡峭的坡度，水冲下来比脱缰的野马还快。
这新夯的土堤根本经不住冲刷，不出三天就得垮塌，这个责任谁负？”
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吵声引来了更多技术员和民工的围观。
问题的核心，直指工地上那几台命根子似的测量仪器。
整个桃源县工段，就指着这三台“老爷兵”：
一台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古董“沪光牌”，镜筒里的水准泡浑浊不堪，调焦螺旋松得打滑，用它观测，远处的标尺刻度都带着重影。
另外两台是从省水利局仓库角落里翻修出来的鬼子造水准仪，精度本就有限，更糟糕的是，在苏北昼夜温差和弥漫性风沙的折磨下，
它们的转向轴套磨损严重，稍微一动就发出“嘎吱”声。
技术组长周明理，一位头发半白的老资格技术员，被夹在中间，一脸愁苦地对着匆匆赶来的冯大勇指挥解释：
“冯指挥，真不是绍文和清新他们工作不细致，也不是我们内部不团结。”
他无奈地拍着手里那台鬼子水准仪的木质支架，
“是这些仪器本身的系统误差就太大了，沪光牌老了，鬼子也快散架了。
您看这大太阳底下一晒，金属胀缩，读数能飘出去一截；
早上凉快时测一次，中午最热时再测一次，结果能差出十几公分去！
这这根本不是人力能统一的，没法给施工提供准确的依据”
冯大勇何尝不知这些情况。
他早就向苏北专区打了紧急报告，请求协调几台精度可靠的仪器，或者派个水平更高的技术小队来支援校准。
但专区后勤科科长的回复让他心里凉了半截：
“大勇同志，我理解你们的困难，可你也要体谅专区的难处啊。
全专区几十个县，几百万民工同时开工，哪个工地不在喊缺仪器、缺技术员？
咱们仓库里那几台备用的‘宝贝’，上个星期就被南边的几个县给‘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