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周家的出租屋。
单间，墙皮起壳，窗台摆着牙刷和学生课本。十五岁的姑娘在角落里给她鞠了个躬，声音很小：“姐姐好。”
顾朝暄点头，问她那天在不在。
姑娘摇头，眼睛红了一圈：“我在学校。”
桌上有一个电子秤，秤盘边缘缺了一角。她伸手摸了一下，锋口很利。
“这是之前被踢坏的吗？”
姑娘点头：“上个月的。她那天一直在说‘秤贵，买不起’。”
回到所里，她把卷宗摊开。
第一件事，是把“故意”拆开。
笔录里写：执法方查处占道经营，被告拒不配合，言语激烈，情绪失控，持刀捅刺。
她对“拒不配合”四个字停了很久。
拒不配合是什么？是过度执法中的情绪反应，还是构成暴力抗法的前奏？
她调取了附近商户的店内监控。画面抖，角度偏，可足够看清动作：
三名协管围住摊位，翻筐、踢秤，周素芬伸手去抢秤，脚下打滑，手肘磕在边角，整个人跪了一下。
有人上前扯她胳膊，她反手一挡，另一只手去抓案板边的菜刀。
是抓，是握住？画面太快，分不清。
第二件事，是找到“刀”的来路与去向。
案发刀具来源为摊位常备菜刀，非预备；被告挥刀的轨迹是横向扫击，并非直刺颈动脉的致命路线。
这是法医鉴定里的一个小句子，被很多人忽略。
她把这个句子抄在便签上，贴到案卷封皮。
第三件事，是证明她当时的“人”。
不是传说中的“暴力小贩”，而是一个被风险和不安长期啮咬的母亲。
她联系精神科做了简易评估，医生在报告里写：“有长期慢性焦虑史，案发前一周因摊位被没收、生活来源受威胁，呈现显著急性应激，判断力与冲动控制能力短时下降。”
她知道，这一句话能把“杀意”从冷冰降到人间体温。
她去见公诉人。
对方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检察官，眼镜后面是标准的职业眼神。
“你这是往防卫过当方向去？”对方问。
“我在往‘非预谋，事发突然，主观恶性小’去。”
“伤口在颈部。”
“横向扫击，不是直刺。她甚至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