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核心项目不得不低价打包卖给同行，谈判桌上，对方律师连客气都懒得装，只一句句翻合同里他们曾经占尽便宜的条款，如今原样拿来压价。
签约当天，姜佑丞脸色铁青。
媒体捕捉到的，只是一条模糊的新闻：某文化公司“为聚焦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将旗下部分项目转让”。
字眼写得体面，照片里每个人都微笑着握手。
只有北京圈子里真正懂行的人心知肚明——
那是一张被迫割肉的笑脸。
交易完成后，腾曜文化的体量被硬生生削去一大块，账上短期负债比重仍旧高企，却再没有什么足以讲故事的新项目可以撑起下一轮融资。
姜佑丞失去了“新锐资本玩家”的光环，成了一个被业内默默标注过“风险”的名字。
之后不久，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份看上去极其正常的
通知没有列出任何一家公司的名字。
但在北京城的茶桌上，“腾曜”两个字，已经很少再被人正面提起。
偶有年轻人问起，只换来一句淡淡的评价：“那家啊，运气差了一点。赶上风口了，又踩在风口浪尖上。”
这一年里，秦湛予始终站在规章制度的那一侧。
他签字、审材料、在协调会上一条条梳理权限边界，所有意见都写得理性、克制，任何一句话单拎出来，放在档案里都经得起推敲。
有次深夜，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看奇正最新提交的整改方案。
纸页一张张翻过去，数字、比例、对策，被他分别画上圈和勾。
末尾附着一页手写的补充说明，字迹凌乱，却能看出起草人写到最后已经心绪不宁。
他把那页纸看完，静静地坐了很久。
窗外是北京冬夜的灯火，远处某条主干道上车流一刻也没停过。
他伸手，把桌角那支笔拿起来，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下这样一句话：
任何借制度之便屠戮他人命运者，不应再享制度背书。
笔尖在纸面停了一瞬，他又把这句话划掉。
最终留在页首的，是一句平平无奇的工作总结：
“本案体现出跨境资金监管与文化产业投融资之间的结构性漏洞，后续可考虑在制度层面予以补齐。”
他合上本子，把那句被划掉的话连同关掉的台灯一起，锁回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