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成了“在大公司坐办公室，肯定有钱”的幻想。而当幻想破灭，女儿拿不出钱时，亲情就成了最锋利的武器，用“不孝”“忘本”“断绝关系”来逼迫她就范。
这种情况，苏晴不是第一次遇到。在她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见过不少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员工，背负着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被家人无止境地索取，最终要么被拖垮，要么与家庭决裂，要么走上歧途。
但像张艳红这样，被逼到说出“杀了我，我也拿不出”的，还是少数。那是一种彻底的、走投无路的绝望。
门内的对话还在继续，似乎加入了另一个男性的声音，更加粗鲁，更加恶毒：
“她不就是不想给吗？行啊，张艳红，你有种。以后家里有事，你别回来哭！爸要是死了，你也别回来送终！”
恶毒的诅咒，从亲人口中说出。苏晴的指尖，在身侧轻轻蜷缩了一下。她几乎能感受到门内那个女孩此刻的痛苦和冰冷。
然后，是张艳红最后那句平静到可怕的回答：“妈，我拿不出。杀了我，我也拿不出。”
电话似乎被挂断了。门内陷入一片死寂。
苏晴站在阴影里，没有动。她知道，此刻门内的那个女孩，正在经历着什么。一场无声的、但可能彻底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崩溃。她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独自消化这一切。
作为主管，她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悄悄离开，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都没有看到。给那个女孩保留最后的尊严和隐私。
但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基本同理心的人，她无法对这样的痛苦和绝望完全无动于衷。而且，这已经不仅仅是私人问题了。一个被家庭逼到绝境的员工，其工作状态和心理稳定性，都存在巨大隐患。从管理角度，她需要评估风险，并考虑可能的干预措施。
苏晴静静地等了几分钟。门内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哭声，没有脚步声，只有一片沉重的、令人不安的寂静。
她知道，张艳红不会那么快出来。那样的打击，需要时间消化。
她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消防门，然后，转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脚步依然很轻，神情依然平静，仿佛真的只是路过。
但她的脑中，已经快速整理好了刚才听到的关键信息：
1.张艳红家庭索要十万块，用途可能是购房或其他大额支出。
2.张艳红月薪三千五，无力承担，已明确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