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你了。”“你是大姐。”“先打五千过来，赶紧想办法！”
声音三：闺蜜周晓芸在电话里，愤怒地、劈头盖脸地骂：“你妈是不是有病？！”“你就是太怂了！”“你得先把自己当个人！”
这些画面和声音，在她脑中交织、冲撞、缠绕，形成一种令人疯狂的、充满撕裂感的颅内轰鸣。一边是血缘姐妹冰冷理性的“评估”和居高临下的漠视，一边是血缘父母(至少是生物学上的)无休止的、包裹在亲情外衣下的索取和情感绑架。而她，被夹在中间，像一块被两股相反力量拉扯的、即将碎裂的破布。
重返公司，试图用工作麻痹自己，假装一切正常，假装可以像以前那样，做一个沉默的、不起眼的螺丝钉，完成被赋予的功能，然后消失。但电梯口那场相遇，像一盆混着冰碴的冷水，将她这自欺欺人的幻想，彻底浇灭了。
韩丽梅不会让她“假装”的。韩丽梅的目光，韩丽梅的规则，韩丽梅所代表的那套冰冷、高效、评估一切的体系，会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她无法逃脱被“观察”的命运。每一次不期而遇，每一次工作汇报，甚至只是安静地坐在工位上，都可能成为韩丽梅(或她授意下的林薇、苏晴)评估的“数据点”。她像一个被放在透明玻璃箱里的小白鼠，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分析，用来判断她的“韧性”、“价值”、“风险”，以及是否“值得”那笔“救命钱”的投资，或者，是否“值得”被继续“观察”。
这种认知，带来的不是恐惧(尽管恐惧依然存在)，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混合了屈辱、荒谬和冰冷的愤怒的无力感。她像一个提线木偶，线的一头被母亲和那个贫困的家庭牢牢攥着，不断拉扯，索取着生存的血肉；另一头，被韩丽梅用理性评估的冰冷丝线若有若无地牵引着，随时可能因为“价值不足”或“风险过高”而被彻底剪断、丢弃。
她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周晓芸骂得对，她得先把自己当个人。可“当个人”，在这个荒谬的困境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对家里的索取说“不”？她已经尝试了，用“身体不适、无法工作”为由，强硬地拒绝了母亲那五千块的要求。但母亲的电话并没有停止，语气一次比一次焦急、不满，甚至带上了哭腔和隐隐的道德指责。她知道，这只是开始。家里的“困难”是真实的，哥哥的婚事，弟弟的学费，房子的修葺，母亲的身体这些不会因为她的拒绝而消失，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以更猛烈的方式，再次砸向她。她能扛多久？下一次，下下次，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