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产出之间，存有较大、且连年存在的亏空，其流向成谜。臣觉蹊跷，便命人暗中留意。后又闻，当地有巨商，与长安某些权贵过从甚密，能轻易打通关卡，运输大宗货物。臣遂将零星线索，交予御史台熟识之同僚暗中访查。月前，偶有突破，发现部分线索，竟隐约指向王尚书在蒲州的别业及家族商号然，此事牵涉重大，臣位卑权轻，且无明确旨意，不敢深查，只将已得之零星证据封存。不想许舍人今日提及臣，惶恐。”
他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首先，将发现线索的起因，归结于“督查实务”、“核算成本”的公事，合情合理。其次，强调自己“位卑权轻”、“不敢深查”，将主导权和“揭发”之功让给许敬宗，自己只作为线索提供者和部分证据的核实者，姿态低调，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表示“惶恐”，既是对皇帝的尊重，也暗示此事敏感性。
但所有人都听明白了，李瑾手里，恐怕真有实据！而且是通过“督行实务”这个皇帝亲自掌控的渠道发现的，可信度极高！
“陛下！”王仁祐彻底慌了，扑通一声跪倒，老泪纵横，“老臣冤枉！天大的冤枉啊！这定是许敬宗、李瑾等人，因立后之事与老臣政见不合，故而罗织罪名，构陷老臣！陛下明鉴！长孙太尉、褚侍中，你们要为老臣说句公道话啊！”他此刻只能寄希望于盟友。
长孙无忌眉头紧锁，心中暗骂王仁祐愚蠢，这等时刻将他扯出来，岂非坐实“结党”？但他也不能坐视王仁祐被轻易扳倒，那将严重削弱己方力量。他出列沉声道：“陛下，王尚书所言，不无道理。卖官鬻爵、纵侄行凶、勾结盐枭，皆是重罪，需有铁证，方可定谳。岂能因些微风闻、或某些在公务中发现的‘存疑’线索，便轻易指控一位朝廷重臣、国之干城？此非慎刑之道。老臣以为，当交由三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会审，仔细核查每一条指控，证据确凿，方可论罪。在此之前，王尚书仍是我大唐吏部尚书，不宜妄加罪责。”
他再次祭出“程序正义”和“需要铁证”的大旗，试图将事情拖入漫长的司法调查程序，争取时间和操作空间。
褚遂良、韩瑗等人也纷纷出言，要求“慎重调查”、“不可偏听”。
然而，这一次，皇帝李治没有再被轻易说服。他看着跪在地上，惊慌失措、老态尽显的王仁祐，又看了看神色平静、举证清晰的许敬宗和言辞谨慎、却暗指证据在握的李瑾，再联想到王皇后那恶毒的厌胜之术，以及王氏家族平素可能的跋扈新仇旧恨，疑窦丛生，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