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驭繁，以旧词纳新意，而脉络不断。”
“佛性”一词就此确定下来，并随着大般涅槃经的传播，成为汉传佛学核心概念之一，深远影响了后世禅宗等宗派的思想。
这只是译经场中无数个斟酌推敲的瞬间之一。面对如洪水般涌入的、体系庞大、概念精密且与文化背景迥异的佛教思想，华夏的译师们没有简单音译了事(虽然初期不可避免)，更没有全盘接受而不加消化。他们凭借对汉字表意特性的深刻把握、对本土经典文化的熟稔，以及一种“格义”(用本土概念比拟解释外来概念)与“创译”(创造新词准确传达新概念)相结合的高度智慧，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知识转码”与“思想嫁接”。
他们创造或赋予了“世界”、“因果”、“真理”、“实际”、“觉悟”、“解脱”、“慈悲”、“方便”等一系列既新鲜又古朴的汉语词汇，来精准承载佛学的核心观念。这个过程，既是翻译，也是再创造；既是吸收，也是融合。它要求译者不仅精通双语，更需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和跨越文化的领悟力。
正是通过这样一代代译师“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严谨与智慧，佛教思想被系统地、逐步地“汉化”，融入华夏文明的精神血脉，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反哺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从南北朝译经场里对“佛性”一词的反复推敲，到日内瓦会议中心华夏科学家用国际通行的科学语言谨慎描述火星异常现象；从面对外来思想体系时坚持“释义”而非“失语”，到面对地外未知遗迹时力求建立“可检验假说”而非妄下结论——华夏文明在处理异质、超越性知识时所展现出的那种既开放吸纳、又保持主体性、注重精准转译与融合创新的方**传统，跨越一千五百年，依然清晰可辨。当探索的疆域从思想领域扩展到物理宇宙，这种深植于文明基因中的审慎、包容与创造性智慧，或许正是应对“他者”痕迹、避免陷入文化震撼或意识形态偏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