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由于连年征战、经济困乏，几代帝王都奉行黄老无为，轻徭薄赋，与邻国尽量修好。
百姓在和平环境中积累财富，造就“文景之治”的盛世。
但过于强调文治，反而让国家积弱，宛如宋仁宗时期，文风昌盛，武备不足。
汉武帝雄心勃勃，岂容文治偏安？
更何况，南有南越，北有匈奴，河套之地尚未收复。
要恢复始皇的雄风，首先必须统一思想！
于是汉武帝下令禁止诸子百家流传，思想上只许一家独尊。
此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合刘彻之意。
董仲舒借儒家之名，却糅合法家精髓，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这一主张，将皇权合法性推至全新高度。
自此，诞生了“天命”一词。
皇权至上，不容挑战！
帝王若喜，可封神明；若怒，便灭邪祠！
这与当时西方宗教权力凌驾于君权之上，形成鲜明对比。
董仲舒的另一大主张，是“大一统”。
秦始皇虽统一六国，却未能完成思想整合，秦末农民起义即是明证。
汉武帝则承接其志，推动彻底融合。
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却过于粗暴，制度亦多漏洞。
汉武帝在其基础上加以修正，拓展了制度功能。
他不仅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强大潜能，还亲自将其推向极限，哪怕险些使国家崩盘。
但正因如此，后世皇帝明白了制度的边界与红线。
此后，帝王们只需在此基础上不断升级改造，便可更从容地运用。
有了红线标注，制度的容错率自然提高，运行起来也能更高效。
这就好比是商鞅画出了蓝图，秦始皇打造了初代机，而汉武帝则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并亲自测试了它的极限。
后来的帝王们，基本上就是在这台机器上做升级、改造与维护。
汉武帝对西汉，乃至整个中国的意义，完全可以称作跨越性的突破。
甚至可以说，刘彻之前的大汉与刘彻之后的大汉，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他构建了大一统的格局，开创性地完成了大量制度革新。
在他之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他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