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压低：“那边老板说了，报告出来，你儿子明年进重点小学的事，他安排。”
严崇明的儿子当时五岁，妻子为了学区房整天发愁。
他盯着那份记录看了一夜。
第二天，他重新“检查”了保存的检材和照片，在自己的新报告里写道：“死者颅骨损伤符合交通事故中与不规则路面石块的多次碰撞所致，损伤形态具有典型性。未见明确二次打击证据。”
报告交上去。
纠纷平息。
一个月后，儿子小学的入学通知来了，是那所很多人挤破头也进不去的学校。
妻子抱着他高兴得哭了。
那天晚上，严崇明独自在阳台抽烟。
他想起那个死在公路边的男人，想起档案里家属哭肿眼睛的照片。
但当他回头，看见客厅里儿子熟睡的脸，妻子满足的睡颜，那股微弱的愧疚就被压下去了。
他告诉自己：我只是做出了专业的判断。那些损伤，本来就可以有不同解释。我选择了更合理的一种。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门槛越来越低。
从模棱两可的损伤，到明显矛盾的证据，再到后来，面对那些胸腔被掏空的尸体，他也能面不改色地写下“感染衰竭”。
他买下了更大的房子，开上了更好的车，儿子一路读最好的学校，去年出国了。
他成了业内权威，他的报告很少有人敢质疑。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他笔下的文字，是他选择的解释角度，是他用来换取利益、同时说服自己良心的工具。
严崇明放下照片，端起旁边的保温杯，喝了口浓茶。
值夜班是为了处理积压案件，也是因为最近失眠。
龙城接连死人的消息他当然知道。
但他不慌。
那些死掉的人，要么是嚣张跋扈的权贵，要么是行事不检的打手。
死法离奇？
在严崇明看来，无非是仇家用了高明手段，或者纯粹是概率极低的巧合被集中引爆。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严崇明做事，从来不留把柄。
所有经他手的“问题报告”，原始记录要么“归档遗失”，要么“检材污染”，要么就有其他专家“附议”。
程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