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重利坏淳朴’，”李瑾继续道，“孔子亦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圣人不讳言利，讳的是不义之利，是与民争利。朝廷推行新政，鼓励工商，开拓海贸，所求之‘利’，是增加国家赋税，充实府库，以便更好地修文教，养军旅，赈灾荒，惠及万民。此乃‘大利’，亦是‘公利’。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家给人足，民风自然趋于淳厚，何来‘坏淳朴’之说？反之，若国用不足，民生凋敝，饿殍遍野，又何谈‘淳朴’？那是穷困与绝望。**”
他引用孔子之言，区分“公利”与“私利”，将“实学新政”追求的目标定义为惠及全民的“大利”，反驳了道德指控。
“故我以为，”李瑾总结道，“实学与经史，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经史明道，定方向，塑人心；实学务实，强国力，厚民生。二者结合，方是治国之完整之道。皇后殿下‘建言十二事’，劝农桑、广言路是务实，兴学校、改礼法是明道，正是此种结合的体现。吾辈为臣者，当助陛下、皇后殿下，将此‘道’与‘术’更好地融为一体，推而行之。”
他最后将“实学”拔高到与“经史”并列的高度，并巧妙地将武媚娘的“建言十二事”作为二者结合的典范，既回应了质疑，也提升了“北门学士”未来工作的意义。
刘祎之闻言，若有所思，缓缓点头。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也露出深思的神色。李瑾这番话，条理清晰，引经据典却又紧扣现实，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思考窗口。
接下来，范履冰问及“格物所”具体如何运作，如何将工匠的“巧思”转化为可推广的“实利”。周思茂则对“海贸”战略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感兴趣。元万顷则关心“新学”思想如何与文章辞章结合，更好地为朝廷“喉舌”服务。
李瑾一一耐心解答。他带四人参观了藏书楼中收藏的部分“寰宇图”、海船模型、新式农具图纸，甚至一些初步的物理、化学实验记录(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解释)，让他们对“实学”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阐述了“格物所”从需求调研、匠人创意收集、试验改进、小范围试用到最后量产推广的流程，强调了“数据”和“实效”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他分析了海贸对刺激手工业、增加就业、引进新作物技术的巨大潜力，也坦承其中存在的风险与监管难题。对于文章之道，他提出“文以载道，亦当明实。未来朝廷文告、政论，除了辞章之美，更应注重数据的准确、逻辑的严密、与对实际问题的针对性。要能用清晰有力的文字，将复杂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