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皇帝提出时，李治欣然应允，认为这是皇后“贤德好学，心系国是”**的又一体现，甚至表示“成书之后，朕要亲自御览”。
有了皇帝的支持，编纂工作便迅速启动。武媚娘亲自拟定了臣轨的大纲，分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十篇。每篇之下，又细分若干条目。她要求，此书不仅要引用尚书、论语、礼记等经典，也要结合贞观政要及本朝明君贤臣(尤其是太宗皇帝)的言行，更要将“建言十二事”中体现的“劝农桑薄赋役”、“广言路杜谗言”、“益禀入”、“得进陟”等精神融入其中，并适当采纳“实学”重实效、利民生的理念。
编纂的核心地点，自然放在了“集贤斋”。这里环境僻静，资料相对齐全，且是“北门学士”的大本营。武媚娘每隔数日便会亲临，听取进度汇报，审阅已完成的篇章，提出修改意见，有时甚至会就某个具体条目的表述与元万顷、刘祎之等人进行激烈而深入的辩论。她的思路清晰，要求严格，尤其注重将抽象的道德要求与具体的政务实践相结合。例如，在“守道”篇中讨论官员如何坚持原则时，她不仅要求引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古训，更要求加入具体案例，如面对上官不合理命令时应如何依法依规据理力争，同时又要注意方式方法，保全大局；在“利人”篇中，她强调“利人”不能空谈仁政，而要落实到“劝课农桑以足食”、“兴修水利以防旱”、“平准物价以安民”等具体实务，并要求引入“新式农具推广”、“铜匦纳谏”等本朝新近实例。
然而，随着编纂的深入，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北门学士”虽然才华横溢，经李瑾点拨后对“实学新政”也有了一定理解，但他们终究缺乏高层政治历练和实际处理复杂政务的经验。许多条目写出来，引经据典固然漂亮，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往往显得理想化或流于空泛，难以真正对官员起到精准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涉及官员考核、刑狱断案、边镇防务、财政度支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他们的论述更是显得力不从心。
武媚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她知道，要让臣轨真正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成为未来官员的“行动指南”，而非一部束之高阁的道德说教，必须引入更强大的、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外脑。这个人选，非李瑾莫属。他既有深厚的经史功底(能确保思想不偏离正统过远)，又有丰富的“督行实务”经验，对吏治、经济、军事、工程等各领域皆有涉猎且见解独到，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理解并认同她试图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