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报、灾异、重大刑案等)，立刻呈送皇帝及当值宰辅；日常政务(地方奏报、官员任免建议、财赋度支等)，由她先行阅览摘要；礼仪祥瑞、官员谢恩等例行文书，则直接交由中书舍人按旧例处理。对于需要摘要的奏章，她用一手清秀的小楷，在特制的纸条上，简明扼要地写出奏报人、事由、核心请求或问题，并往往在最后附上一两句自己的“初步看法”或“可供参考的处理方向”，这些看法多基于她对相关政策的了解、过往与皇帝讨论政务的经验，有时也会隐晦地引用臣轨编纂过程中的一些思考。纸条夹在奏章首页，一目了然。
她的工作效率极高，条理清晰，摘要精准，往往能抓住要害。皇帝翻阅这些附有摘要的奏章，省力太多，对皇后的能力愈发满意和依赖。许多时候，他甚至只需看看皇后的摘要和意见，觉得妥当，便直接朱批“依皇后所拟意见，交某部施行”或“可”。渐渐地，对于一些不那么敏感、或皇后明显熟知的领域(如劝农桑、广言路、后宫事务、部分官员考课)的奏章，皇帝批阅“可”的频率越来越高。皇后摘要中的“初步看法”，也越来越成为实际决策的重要参考，乃至直接依据。
当然，武媚娘极有分寸。凡涉及重大人事任免(尤其是宰辅、六部尚书、地方节度使等)、军队调动、皇室宗亲事务、以及与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直接相关的事务，她的摘要必定只述事实，绝不附加任何倾向性意见，并会特别提醒皇帝“此事关系重大，需陛下圣裁”或“宜召某公共议”。**她始终牢记并恪守着自己“辅助者”的定位，将最终裁决权牢牢地、明确地留在皇帝手中。
然而，即便如此，皇后在紫宸殿协助理政、其意见日益受到皇帝重视的消息，仍不可避免地在宰辅重臣的小圈子中传开，并引发了迥然不同的反应。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忧心忡忡。他们虽无法直接反对皇帝让皇后帮忙(毕竟是皇帝病中所需)，但内心深处对这种“女主干政”苗头的警惕与排斥，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担心，长此以往，皇后会借此机会培植私人势力，架空皇权(至少是他们这些“外朝”宰相的权力)，甚至重演“吕后”、“武则天”(此时尚无此先例，但可类比汉朝太后)故事。他们在御前奏对时，言辞更加谨慎，对皇后摘要中涉及他们职权范围的建议，也会更加仔细地审视，甚至偶尔会提出不同看法。但他们也找不到皇后行为有何明显错处——她只是“摘要”、“建议”，且最终决定权在皇帝。
于志宁、李勣等务实派态度则相对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