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给了工会权力，可光有法律条文顶什么用？！”
“工人受了委屈，找工会，工会想帮，可我们有调查权吗？有处罚权吗？”
“这些实际的困难，你们这些掌握着实权的部门，帮我们解决过多少？！”
陈山河那痛心疾首、甚至带着愤怒的目光，仿佛还在眼前。
罗斌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脸上火辣辣的。
他没法反驳。
因为陈山河说的，句句是实情。
他罗斌，作为市司法局局长，主管全市的法治建设、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仲裁、刑罚执行可以说，和法律沾边的事，都归他管。
工会维权，离不开法律。
按理说，司法局应该是工会最天然、最有力的盟友和支持者。
可实际情况呢？
司法局高高在上，专注于宏观的普法宣传、制度建设、对律师和公证等行业的管理。
对于具体的、琐碎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职工维权案件，司法局参与得很少。
即使参与，也多是程序性的、指导性的，很少会为了某个普通工人的权益，去跟企业、甚至跟其他政府部门较真。
不是不想，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体制内，很多时候讲究的是“稳定”，是“平衡”。
工人维权，往往意味着矛盾，意味着冲突，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平衡”。
司法局主动去趟这浑水，图什么？
罗斌以前一直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那天被陈山河指着鼻子质问“助纣为虐”，他虽然难堪，但内心深处，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错。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嘛。
可现在，不一样了。
郑书记亲自推动工会改革，白纸黑字要给工会“赋权”。
这权力从哪里来？
很大一部分，就是要从他们这些掌握着执法权、司法权的部门手里“分”出去，或者至少，要他们“让”出通道，“提供支持和保障”。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司法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工人的维权诉求高高在上、爱答不理了。
意味着他们必须调整工作重心，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来支持工会依法维权。
否则，就是跟不上市委的决策部署，就是“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