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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赋徭”的具体化，尤其是“严禁擅立名目”、“明文公示”、“备案监察”以及灾区的“庸”役减免，直指地方官吏盘剥百姓的积弊，力度颇大。
于志宁奏毕，殿中响起一片低语。许多官员，尤其是出身地方、了解民间疾苦的，纷纷点头，觉得此三条若真能落实，确为善政。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与地方利益勾连较深、或认为此举将束缚地方官府手脚的官员，面露忧色。
“于仆射所陈三条，老臣以为，立意虽善，然施行起来，恐多窒碍。”不出所料，侍中褚遂良出列，提出了质疑。“其一，以农事考课州县长吏，固然重要。然地方政务繁杂，刑名、钱谷、教化、盗贼，无一不需操心。若过分强调农事考课，恐使地方官吏只重田亩，荒疏其他要务，反生偏颇。且天时难测，水旱虫灾，非人力可全抗，若仅因一季歉收便黜落勤勉之官，是否有失公允？”
“其二，”褚遂良继续道，“推广新式农具，所费不赀。将作监以成本价供应，这成本由何处填补？是挪用国帑，还是加征于他处？且赊购之法，听似仁厚，然贫户本就艰难，再添债务，若遇荒年无力偿还，是否又成新的负累？更有甚者，地方胥吏会否借此机会，勒索好处，或强迫农人购买并不适用之器具？此等弊端，不可不防。”
“其三，厘清徭役，严禁滥征，理所当然。然地方公事，如修缮官廨驿道、防汛筑堤、押运官物等，时有突发，若事事需明文公示、报部备案，恐贻误时机。且给予口粮工钱，固然仁政，然地方公用钱粮有限，若大规模工役皆需支付，这笔开支从何而出？最后恐又要加诸百姓。此非臣危言耸听，实乃历朝屡见不鲜之弊也。**”
褚遂良的质疑，可谓老辣。他并不直接反对“劝农桑薄赋役”本身，而是从执行层面提出一系列实际问题：考课标准是否合理、推广成本与贪腐风险、政策执行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债务、僵化、转嫁负担)。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务实(或保守)官员的担忧。
于志宁一时语塞，他虽知大略，但对具体操作中的细节风险，确不如常年处理具体政务的褚遂良思虑周全。
这时，李瑾出列了。他知道，该自己这个“督行实务使”、同时也是“新式农具”与相关新政主要推动者出场了。
“陛下，褚侍中所虑，确为老成谋国之言，臣亦深以为然。”李瑾先肯定了对方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姿态谦和，“然，因噎废食，亦不可取。有弊当防，有